贪污是一种习惯，不是需求

"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s the fight against the mother of all evils", said by Sali Berisha, Albania Prime Minister.

意即：“打击贪污，就是打击万恶之源”。

有人的地方，就有贪污。这是定律，也可说是人之常情。日常生活中少不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再加上欲望和要求成为推动力(driving power)，促成了所谓的贪污。

贪污，无时无刻都环绕在我们的日常作息中。当日复一日的行为举止成为了习惯，它已不再是需求，而是一种根深蒂固式的“习惯”。贪污，可以有很多种，包括金钱，权力，女人，男人等。总而言之，背后的诱惑，肯定有一样是你想要的。

早前曾说过，没有一个政权是不贪的，更没有多少个活在这时代的圣人能抵挡得了背后的诱惑。当这个逻辑成立的时候，反贪污机构就扮演着非常吃重的角色。可是，倘若反贪污机构也无法展示它应有的公信力，该有的操守和准则的时候，它是时候更改名称和换新招牌，索性称为“保贪污”机构。

马来西亚的“反贪污委员会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回顾香港廉政公署，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ICAC，在回归中国大陆以前是直接向英女皇负责。其公正不一的作风和操守，成为了人人皆赞的口碑，更是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模范。翻开廉政公署的档案，他们的操作方向离不开三大方针，即执法，预防和教育。再拿它来与大马的反贪委员会对照，有如天渊之别，令人猛摇头颅。

国际透明组织（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）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全球贪污指数，大马排名第47，但这份报告却没涵括多个重要的国家，所以一切数据仅供参考。另一边厢，在亚洲贪污趋势的报告中，新加坡，日本和香港独傲居首，名列前三名。

赵明福案件成了反贪污委员会的引爆器，更是反贪污委员会的污点和败笔。反贪污委员会的形象和公信力从此更加没落和大打折扣。本来都已打折了，现在还要再打，我看已没什么价值了。

我们不能一味地拿反贪污委员会和廉政公署作出比较，毕竟后者也是经历过一段非常黑暗的葛柏案件，才有今时今日的独立性和权威。当然，我不否认赵明福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毕生难以抹除的记忆和教训。

在大马，反贪污委员乃隶属于权居一人之下的首相属，而委员会的主席在首相的建议下，由国家元首委任。原本存在的机制的独立操作性都叫人难以信服，又如何成为一个所谓的独立机构，都是瞒天过海的瞎说。

反贪污委员会应该向国会下议院负责，属下的职员或高官可以是公务员，但委员会之首（主席）必须经由国会或国家元首独立委任。另外，与现在的监督机制无异，同样的必须有一定的机构负责去监督反贪污委员会的操作，其中必须包括了平均的朝野政党人数，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在内。第三，少不了国内外的专才或知识分子在内。

要肃贪不难，难的是如何从教育着手，教育民众。当然，这又与国家的经济，政治，司法，就业能力多方面的因素息息相关。有需求就有供应，久而久之，它就成了一种习惯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大家都必须抚心自问。